庄世平——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2月14日，由他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开业，并升起了全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爱国侨领、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心系国家，他将个人财产与南商、南通两间银行全部捐出。

他，拥有数以百亿计的银行资产，晚年却全部无偿交与国家；他信仰坚定，先是奔赴海外组织华侨抗日救亡，后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建设殚精竭虑；他毕生践行为国奉献、大公无私的精神，从不为个人、为家人谋取一点便利。传承给儿女的，只有“勤俭节约、清白做人”的家风。

他的子女没有受惠父亲的光环，记忆中的父亲常说“无国就无家”。“爸爸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父亲是属于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

他就是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

庄耀华是庄世平的小女儿，在六兄妹中排行最小，也是唯一在父亲身边长大的。庄耀华日前接受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忆述心目中的父亲。

走遍东南亚 鼓励侨胞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年方20岁的庄世平正在北平读书，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三年后由北京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不久便赴泰国，从事过编辑、记者及教师、商人，其间他从未停止过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庄世平参加“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成为负责人之一，发动侨胞捐款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引导华侨青年回国参与革命。

1940年，他以《中原日报》记者身份先后到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沿滇缅公路进行采访，宣传“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念，鼓舞华侨支援抗战的热情。翌年，日寇南侵占领泰国后，庄世平受到日军追捕，离开了泰国转去老挝、越南、广西、重庆等地经商，并以商业据点为掩护开展活动。

“爸爸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庄耀华说，父母1948年初才从泰国来香港，哥哥姐姐在泰国出生后都被父亲送回祖国读书，因为父亲信仰坚定，“爸爸坚信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笑称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仔”，因母亲实在舍不得，她陪伴在父母身边长大，对父亲有更多了解。

庄耀华说，抗战结束后，父亲看到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转口贸易、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金融业的蓬勃兴旺，他认为新中国应该在金融业上占有一席之地。加上解放初期，新中国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要打破封锁、联系华侨、畅通侨汇就一定要在香港建立自己的银行。从无到有，克服了无数困难阻碍，1949年香港南商与1950年澳门南通的先后开办，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以私营名义最先在香港、澳门当地注册的中资银行。

“爸爸说自己升起了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那是在1949年12月14日，南商银行在港英当局严控下的中环德辅道中成立，并庄严地升起了国旗。庄耀华说，父亲为保护家人，极少在妻女面前谈及工作，关于父亲的往事，皆是在他退休后才慢慢告诉自己。父亲对于自己在南商门口升国旗极感自豪，庄耀华多年后仍清晰记得父亲谈起往事时那种骄傲的眼神。

庄耀华又告诉记者，年幼时因家中简朴，她并不知父亲是何“人物”，只知父亲每年10月1日国庆节都会让她在窗台上，或家门口的旗杆上挂起五星红旗，“他对这件事好着紧！”

低调俭朴 三代人居唐楼

记者随庄耀华来到故居，当年庄家三代人住在有数十年楼龄的“银行宿舍”唐楼中，装修简陋，家具低廉，俭朴得有点寒酸。她告诉记者，父亲薪水有限，又要“悭钱”给身在内地的哥哥姐姐寄生活费，三代人的生活费能省则省：早餐通常是白粥配咸菜，最多再加个咸蛋；晚餐父亲时常有工作应酬，家中几人就更加“求其食”。“细细个都是穿家姐旧衫，读书后就一直穿‘白衫灰裤’校服，父亲常说‘着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得啦’！”她笑着模仿父亲的口吻。

庄耀华又回忆起母亲是如何勤俭持家。她说，自己读书时，都用尽每支铅笔，把笔杆削至短到握不住，母亲仍会用毛笔上的塑料套捆在铅笔后，令她继续用，直至铅芯用尽。

庄耀华告诉记者，父亲的爱国亦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父亲一直告诉他们“唔好比生活，要比工作、比贡献”，在公在私，父亲都把“为国家做贡献”视为最崇高的使命。“爸爸常说‘无国就无家’”，谈到2019年黑暴如何破坏香港，她喃喃地道：“如果他知道年轻人咁搞法，一定好伤心!”

兄妹六人都谨记父亲教诲，成长过程中极少提及“我爸爸是庄世平”，他们一辈子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从事平凡的工作，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庄老的二儿媳林达子亦告诉记者，自己与先生庄耀植1965年于陆丰相识，“拍拖几年都未倾过对方屋企人”，直到快结婚才知道未来家翁正是大银行家“庄老”。“我嫁给他，又不是嫁给他父亲，他父亲是谁又有什么所谓？”两夫妇1969年于汕头结婚，无礼金、无酒席，夫妇两人1979年来港，亦只生活在“银行宿舍”中，直至退休都做着普通工作。

“父亲是属于这个国家民族”

庄世平的长子庄荣叙因身体原因未能当面接受访问，但他透过电话表示，很清楚父亲的心中装着国家，“父亲是属于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香港中国商会秘书长林枫林曾长时间任职于潮州商会，在工作上与庄老密切联系。他补充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庄荣叙因重病一度送到香港救治，但只逗留了四天，庄老就让他回去，说内地人民活得下去，难道他比别人身娇肉贵？庄荣叙成年后再次来港，亦辗转做了十几份工作，“十八棚头做到透”，最终总算找到一份工，当了近20年小巴司机直到退休。

晚年的庄老谈到子女时曾说：“几十年风风雨雨，顺境也罢，逆境也罢，都未发现他们在品质上有什么问题;他们安分守己，家庭幸福欢乐，我对此已满足。”

筹款办汕大：教育是民生大事

庄世平基金会副主席庄永健在庄老晚年时，一直伴随老人左右，亦听到不少老人口述的往事。他告诉记者，庄老认为教育是民生的头等大事，决心“一定要在汕头办大学”，1980年秋便开始向海外侨胞筹措经费。

当时港商巨富李嘉诚听闻此事，前来询问庄老“要几多”，庄老答“3000万港纸”，李觉得太少了，庄老坚决表示“先起了头再说”，于是这3000万港元就成为了汕大第一期开办费。此后，庄老与家人亦多次北上在汕头考察，寻觅合适地点，又与各方开会促成办学。最终在1981年8月26日，汕大正式批准成立，并于两年后开始招生。

庄世平对自己家乡汕头特区的建设，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庄世平晚年曾担任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主任，经常往来港、汕两地，为特区建设出谋划策。他亲自主持了普宁医院的筹建工作；普宁华侨中学的创建和普宁育才中学的筹建也都与庄世平的支持、协助分不开。

华侨遇问题都会“找南商”

一九八四年，邓小平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代表和委员。左一为庄世平。（大公报）

1949年12月14日，新中国成立未足三个月，港英严控下的的中环德辅道中167号，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世平一手筹办的南洋商业银行成立了。此后数十年，南商为香港及内地的经济发展，为团结各界侨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担当两地金融桥梁

南商创办之时，就坚持“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当时的华侨不论是碰到侨汇方法、国内外汇价格、国内物资流通的情况，甚至是寻找战争年代失去联系的亲属，形形色色各种问题，都会去“找南商”，南商成了名副其实的“华侨之家”。

一九五〇年，中央政府为了使人民币能尽快在国内流通，实施了收兑外币措施，单是广东省，收兑的港币就达到五亿多元。庄世平应时任广东省领导要求，经商量后决定透过南商将该批外币分批运港；并将南商与内地中国银行，建立帐户来往关系，以便随时支取。后来内地大笔外币源源汇入南商，银行自己已不能应付储存，庄世平又将运回的外币直接运往汇丰银行的金库点存。款项先后存入南商和汇丰银行，不仅解决了安全问题，还有利息收入，一举两得，并成为可调拨使用的资金，为解决新生政权的财政困难、恢复经济发展发挥了特殊作用。

倡降经济特区税率吸引外资

庄世平一生节俭，当年庄家三代人就住在身后有数十年楼龄的“银行宿舍”唐楼中。左起：庄世平基金会副主席庄永健，庄世平小女儿庄耀华，庄世平二儿媳林达子，香港中国商会秘书长林枫林。（大公报）

1979年2月，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向中央建议，可以开始在汕头建出口加工区，踌躇满志，却不知从何做起。他在深夜拨通了电话给庄世平，庄世平一口答应提供支援，很快便为吴南生拿来了台湾、香港、墨西哥等地加工区的详尽建设方案。

这个大胆的设想，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支持。1980年3月，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城市建立“经济特区”。全国人大会议讨论广东省特区条例草案时，庄世平提出降低特区的税率，最终深圳经济特区的税率定在15%，低于香港当时的16.5%，对于外资有充足的吸引力，形成一大优势。这其中，饱含了彼时年近70的庄世平对改革开放、创办特区的期望与热忱。

保育“侨批文物” 入选世遗

“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内地的汇款及家书。这不但是侨领、侨商在海外异乡拼搏奋斗的历史印记，更是见证了他们的心如何与祖国亲密相连，以实际行动建设家乡、回馈祖国。出身于“侨批世家”的庄世平祖上专营侨批业务，故而对侨批文化特别有感情。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分散在亚洲各地的侨领纷纷捐出自家极具历史意义的侨批，最终在2004年侨批文物馆于汕头成立，“侨批文物”亦在2013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中国第九个入选世界文献遗产的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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